我的家乡我的舰丨从唐山走出的海军老兵李东友：幸福并未久等……

我们变得无力倾听、理解，或对他人的主观性痛苦无力移情回应。

{10}(P6)作为法律与经济学的反抗者，法律与文学自然首要地瞄准其理论前提。相比之下，在波斯纳简单的法律和道德系统之间缺乏任何区分，并且他的人物（即经济人）的简单的财富最大化的精神世界使其对于同样的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结论，K说，这是把谎言变成了普遍原则。{33}(P6)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正是后一扩展意义上的话语或话语系统。他对他自己的主观利益没有能力犯错，就像对他人的主观利益没有能力认识一样。……在这种思想下，个人都被假定为拥有一组完备的、自反的、传递的和连续的偏好。注释: [1]西蒙斯是第一位在法学院执教的经济学家，也是第一位被法学院终身聘任的经济学家（1945年）。

由于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特殊性等原因，对文学人的理解还远未达到形成某种通说的标准。因为芝加哥学派的方法就是把微观经济学理论直接应用到法律的研究中去，从而在法律与经济学上划上等号，而文学则完全变成对其有用的文本。而在关注总体社会产品的意义上，科斯又批评庇古纠缠于个人得失和因果关系的小家子气，主张将视野放宽到对于社会整体的效率影响。

[18]详细的论证，参见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同前注[11]。因此对于交易成本较小而界权成本较大的这类案件，最为便捷的解决方式也许就是界权搁置：在立法上对某些问题存而不论，或者在司法上限制案件受理。[19]库特和尤伦将霍布斯定理作为与科斯定理并列的理论命题，忽略了不同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意义和先后逻辑。很容易据此得出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的权重之比（λ=-β2 C2/β1C1）。

有关的探讨，参见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5]参见Kahneman， Knetsch， and Thaler， supra note[33]。洛克函数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然而无论是否明白这个道理，无论脚踏实地还是眼望星空，实践总会迫使我们作出明智的选择。参见，吉多·卡拉布雷西，道格拉斯·梅拉米德：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性：‘大教堂的一幅景观，凌斌译，载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正如科斯为新古典经济学添加了零交易成本假设而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也应当为新制度经济学增添一个零界权成本假设。通过加入霍布斯条件，剔除自然状态，我们就可以将问题集中于法律和市场这两类常规资源处置机制。

只有将法律作为一种不同于市场体制的权利界定机制，从而剖析法律运行具有的独特的机会成本，才能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关于法律与市场关系的成见，更好地作出政策分析，更好地理解和改革现有体制。[34] 洛克函数包含了对处置效率产生系统影响的两个基本变量：交易成本（C1）和界权成本（C2）。同时，由于同样大小的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可能对总社会成本产生不同影响，即存在不同权重，所以是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加权之和决定资源处置的最优位置。只是，问题在于，这两个零成本假设在实践中不能同时存在。

并且由此表明，转换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法律界权而不是市场交易一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的相对效应，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局限，而且将有助于我们修正现有推论，填补这两个理论空白，提出新的、更有实践意义的理论命题。问题仅仅在于，是否自觉选择一个视角，以及选择哪个视角。

尚且有待回答的是：如果法律是市场的前提，那么什么是法律的前提？ 科斯定理宥于韦伯条件，将法律视为外生和给定的默认前提，因此未能提供分析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的界权成本的理论工具。[39]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凌斌，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18]借助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本文尝试为以法律与市场作为内生变量的三维世界，构建其初始位置：霍布斯条件。这两个问题的具体回答，将取决于具体情境的约束条件。而且，由此导致的往往是并不可欲的实践结果。后文将会进一步看到，这一表达式自然涵盖了以往为确保科斯定理成立而增加的理论限定。【注释】 [1]《商君书·更法》，见张觉：《商君书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页。

而界权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最小化不当权利分派的标准，也就当然不再是最小化交易成本效应，而是最小化界权成本效应。因为这类案件既然是无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还是法律（界权成本过高）都难以解决的烫手的山芋，法律是否接手以及接受之后如何处理，都必须小心斟酌，审时度势。

一方面，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比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在美国有所谓诉由、政治问题、联邦制、不成熟和不相干等一系列解释规则帮助法官合理地根据情势需要选择或排斥特定案件，调整管辖范围。

只是太多的庇古主义者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总是一厢情愿地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完美状态的欠缺，比如法制不够健全，司法不够独立，法官素质不高，权利意识淡漠，如此等等。既然法律时常在市场失灵或者交易成本过高时成为市场的替代机制，那么毫无疑问，界权成本断不能加以忽略。

并且，基于霍布斯条件设置的初始位置，当我们系统思考法律界权的效率影响时，未被剔除的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就必须纳入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上述市场和法律的处置流程意味着，突破韦伯条件限制的科斯定理得以成立，必须满足两个命题假设：（1）市场的零交易成本假设，和（2）法律的零界权成本假设。[49] 科斯定理及其推论其实只是科斯方法的副产品。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方式，是首先从生产阶段中区分出交易阶段，从而将市场交易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纳入经济过程的考量范围，增添零交易成本假设。

无论是作为市场替代还是作为市场前提，界权成本都不能被作为一种沉没成本而在科斯框架中加以忽略，正如科斯当年强调的，市场交易成本不能被作为沉没成本被经济学加以忽略一样。本节只能给出一般性的理论说明。

[51]但是他同样可以心安理得地指出，没有理由认为，某些时候，政府的行政规制不会带来经济效率上的任何改进。为简便起见，本文假定交易成本、界权成本分别与社会福利之间为线性关系[32]： （F-1）F1（C1，C2）=β0+β1C1+β2C2+ε 其中F1（C1，C2）表示社会福利。

用法律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卡拉布雷西的话说，就是像莫奈一样，通过不同角度的不同作品，揭示大教堂的一幅景观。零界权成本假设的意义在于扩展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但是理解界权成本的基础，仍然是比较制度分析的机会成本概念。

原则（I）：如果交易成本较小，界权成本也较小，那么规则选择就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做一个任意性裁定。市场以一个规则取代所有规则：价高者得。在批判科斯定理的同时，重新强调从实际出发和关注比较制度成本的科斯方法，有助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而当交易成本相对过高时，法律界权才应确定资源处置的结果。

而且只要生产效率不是一成不变，这一过程就会生生不息。这个美丽新世界不是球体（global），也不是平面（flat）[25]，而是一个循环（circular）。

[42]参见凌斌：法治的两条道路，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1期。[5]但是人类乐于交易的天性终将导致分工，并使交易成为生产的必要条件。

就某一特定资源的特定使用而言，可能只在市场中流通，也可能一经国家派定便不再变动。五、界权原则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对科斯偏差的批判，意味着对基于科斯定理的法律经济学界权原则，作出修正和重构。